摘自21世纪人才报

　　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举行年度考核与岗位聘任工作时传出消息：该校有２０多名教授在受聘时被“降级”，与此同时，近百名教师在岗位职务上被“高聘”。这也许是一个信号：中国高校僵化的人事制度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了。
人浮于事和
派系斗争

　　“校级领导满走廊；处级领导满礼堂；科级干部满操场”，在上海一所高校，记者听到了这样的顺口溜。
　　其实，在每所高校的机构示意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处、科、室的名称，很多科室光看名字根本想不出到底是干什么的。而在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仅仅校长办公室就设置有门卫室、财务室、校长秘书室、机要室、值班室、文秘室、校长秘书室１１２、综合室、信息室、收发室、书记秘书室等。
　　一般说来，高校的校长一正二副就够了，加上党委领导，差不多五个人了。然而，如今的中国高校，各种副职七八个，有的竟多达十几个；更甚者，副职不足，还添“助理”；还有那些无职却享受同级待遇的什么员、干事更是数不胜数。目前，高校改革大幅度放权，所以，各院也都纷纷设立机构，“官”满为患。
　　上海市教委党校教学处诸雨明告诉记者，每年有大量的上海市高校干部进入该学校培训。这些干部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局级、处级、科级等等。
　　糟糕的是，许多党政干部既不教、又不研，却优先于教师评上“副教授、教授”，甚至有的还能评上“博导”，使得教职员工中，近一半的人既不上讲台也不做教学工作，真正执教鞭吃粉笔灰的不到三分之一。
　　这些人甚至把手伸向教师的科研经费。上海某高校教师告诉记者，学校所得财政款项及创收，分到教师手中的，远不及那些不干事的“吃客”，而且那些人工资、奖金，住房、医疗各种待遇样样不少。
高校的派系斗争，远比其它单位激烈。
　　首先是学术的派系斗争。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北京大学“王铭铭事件”被疑涉及到学术界的派系纷争和人事纷争。因此一种论调认为，这并非一个普通的学术批评事件，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清场”，其目的是把王铭铭赶出学术界。
　　其次是权力派系。一个学院、系的书记和主任通常是一人独揽，否则就很难和谐相处。一旦领导出现几派，教师们也不容易置身事外。小宋是２００１届毕业生，对做学问非常感兴趣，进入西南某高校后，本打算在高校里做一些研究，可是，不到两年，他就辞职下海了。他对记者说，实在不适应那种“复杂的人事斗争”。
　　而身在复杂漩涡当中的教师们，更是小心谨慎，某政法大学教师（本身也是律师）在面对记者提出高校腐败问题时，竟然婉言拒绝回答。
流动不易

　　美国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就已经建立了适合大众化规模的高等教育基本结构，以行业理事会和校长、教授为主的管理层，开放、流动的人事体制和晋级制度。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人事制度还不完善。北大也面临同样问题，许智宏校长承认，教师中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学者人数很少，培养、吸引和汇集优秀拔尖人才的机制尚未形成。他说，“今后几年，中国研究型大学面临最大的难关可能是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
　　首先，不少高校还存在终身制，人才流通问题在根本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引进人才难，尤其是引进高端人才就更难。对中国大学来说，引进最杰出的学术大师难度非常大；因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价一般在年薪２０万美元以上。即便是引进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才然后加以培养，也需要有硬件条件和宽松的学术环境。
　　引进难，让不合格者走人还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大学校长有权解聘不合格教师，但实际上这根本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解聘的后果是你很难再办其他事。其中，有人情问题，也有体制问题。大学校长往往要花费大量精力用在繁琐的人事问题上。清华大学曾提出“非升即走”原则，即讲师或副教授在几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该自行走人。但据记者了解，对赖着不愿意走的人，清华好像也没有具体规定。
　　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高校内还没有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多劳多得的机制，平均主义现象较为严重，懒人、庸人吃皇粮混日子的事不少。
　　记者在调查期间，接到成都一位读者的电话，他十年前开始办调动，但由于高校目前僵化的人事体制，一直未能如愿。他气愤地说：“高校的人事腐败，比起机关来要严重得多！”
其次，职称评定非学术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人事部门开始介入职称评定，并最终把它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规范、加强对职称的管理。９０年代中期逐步从学术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变得极具可操作性——统一职称考试和统一评定标准，并强加了许多非学术性因素，诸如职位、学衔、资格、荣誉等多种意义，与工资、房子、医疗等许多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待遇直接挂钩。比如北方某著名大学就有明确的政策出台，讲师的住房二房一厅，副教授的住房是三房一厅，教授的住房则是四房一厅，博导的住房是四室二厅。于是，每年评职称的时候，最活跃的是各高校的领导及申报者，递条子、打招呼、上门游说、请客送礼应有尽有。
第三，监督和管理机制不全。
　　高校办学经费来源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同时，高校内的财务制度并没有随之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学生学杂费收入、办各种学习班收入、科研管理费收入以及其他各种收入，高等院校主要领导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使得腐败行为难以被发现，腐败的机会成本大大地降低。于是，财务制度漏洞“养活”不少蛀虫。

教授泛滥

　　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周岳明说，在我国，教授到底是什么都还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说来，这是个可以终身享用的职位，有这个职位，就有了各种津贴、待遇、房子、项目、经费等等。而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往往和申请项目经费、评职晋级连在一起。科研项目和奖励项目一样，也是按行政级别划分，级别越高，经费越多。
　　季羡林曾以“教授满街走”这样的说法来嘲讽中国教授之多。教授多了，说明评选有水分。教授的质量也就值得怀疑。这样，导致学术腐败的问题大量出现。学术腐败，又以抄袭为甚。现在所谓新编教科书有新意的不多，大部分只是改改框架，学术质量甚至还不如用老版本。据一位从事美育教学和研究的教授统计，全国美育教材共有２００多种，而其中内容有创新的不过１０％。
　　给了这些人研究经费，但是，为什么他们却不进行科研呢？重庆大学一位教师告诉记者，现在有的教授把经费拿到手之后并不用心研究课题，真正想做研究的人却没有钱。
　　近一年内，北大、西南师大……等校都出了不少学术丑闻。“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有教授居然霸占学生的学术成果”，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余某（化名）告诉记者，“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论文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实际上，这些导师很少有指导，更何况，指导和创作是有根本区别的。”
　　上海市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办公室陆伟明说，出现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目前，许多学者、教授，尤其是还没有名气，没有学术地位者，致力于沽名钓誉，以换取利益。
　　有的教师虽然不腐败，但也并不称职。高校公共课程以及选修课程历来不被学生所重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学生并不是不重视这些课程，而是，这些课程根本就没法听。要么是不得志的偏激学说；或者就是把书本念一遍，然后叫学生自习，还不如中学老师讲课。除了及格，一点盼头也没有。
　　还有更具戏剧意味的是，重庆一所高校的系领导竟公然在年级学生大会的时候透露她曾帮助一名学生拿到学位，帮助这个学生进入湖南某高校。
　　这自然就导致了学生之间竞争的不公。作弊是一种手段，不作弊而通过关系拿到奖学金才更高明。难道这就是“学术精神”的有效传递？

不灵则变

　　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举行年度考核与岗位聘任工作时传出消息：该校有２０多名教授在受聘时被“降级”，与此同时近百名教师在岗位职务上被“高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大人事部部长周岳明首先纠正了外界所传“降级”这一说法，认为提“调整”更为准确。
　　周岳明透露，教授被“调整”一般有四种情况：一是受聘者没有完成或没有能力完成指定任务；二是由于任务变动，受聘者完成原有任务却没有申请到新一轮任务，或是本单位的工作任务有变动，这不属于个人原因；三是由于体制内的竞争，在有限的额度下尽管受聘者的任务完成得也不错，但新人的表现更出色；四是院系老干部为了实现学校稳定而进行的“调整”。
　　几乎与此同时，华东师大借鉴国际上大学管理体制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市高校中率先推出“终身教授聘任制”，并公开招聘首批５０名左右“终身教授”。受聘终身教授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工资福利外，每年还享受特殊津贴，聘期可以至退休，聘期内学校无正当理由，不得解聘。据悉，首批终身教授的聘任将遵循公开、公平、按需、择优的原则。受聘教授必须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声望和影响。
　　上海市教委透露，２００３年起，该市１９６３年１月１日后出生的教师，要评副教授的必须有硕士学位，教授则要求有博士学位。
　　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校长认为，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导向应该是以人为本，鼓励人的全面发展；高效率，建立流动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多层次，终身制、聘任制、合同制相结合。在引进师资上，采用与国际可比标准培养和选拔人才，采用与国际可比待遇吸引和聚集人才。
　　北大人事部部长周岳明指出，高校人事改革还不仅仅是追求公平那么简单。中国高校人事改革比企业滞后。不过，他认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聘用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