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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芳:科技向善,变数字鸿沟为网络红利
2020-09-18 10:59:01.0 来源:

当前国际学术界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究竟是扩大数字鸿沟还是普惠网络红利,如何看待互联网发展,如何促进互联网发展?针对这一系列问题,通信世界全媒体记者专访了我国信息通信行业专家、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杨培芳教授。

新技术加速互联网发展

《通信世界》:您是信息通信行业深耕多年,也是最早研究网络经济的专家之一,2000年就出版了《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当前已经进入5G时代,您怎样评价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杨培芳:有人以1992年我国科研人员通过电话网发到美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作为中国互联网元年,有人主张以1994年我国正式建立国际互联网接口作为互联网元年,我倾向后者。

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技术时代和3个主要应用领域。1994—2008年属于固定互联网时代;2008年(正式发放3G牌照)之后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2019年(发放5G牌照)开始进入智能互联网时代。从应用领域看,互联网开始只是用于信息检索和人际交流,触网的主要是从事科研和部分公司白领人员。后来进入3G/4G移动通信时代,互联网主要用于传播媒体和网络交易。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和传统工业技术截然不同的经济特征,比如共享性特征、外部性特征、边际成本趋零特征。在这个阶段,通过不断的提速降费,很快普及到低端人群。现在进入了5G/6G移动通信阶段,互联网将成为直接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服务的新型生产力。

《通信世界》:5G、云计算、AI等创新技术对未来互联网将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杨培芳: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信息通信行业已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随着5G时代到来,互联网将更快地向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领域渗透。尤其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将开启网络信息生产力的新时代,反过来,新应用也必然对未来网络带来革命性变化。

电话时代的网络是胖中心,瘦终端。核心技术集中在程控交换机,终端就是一个黑色电话机,连电池也不需要,需要上网就并联台式电脑拨号上网。移动互联网慢慢变成了瘦中心、胖终端。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程控交换机变成了相对简单的路由器。前不久华为公司公布了云手机方案,把手机功能都集中在共享云里,终端可能就剩下个显示屏,也许是可穿戴,甚至是植体内的脑机接口。网络结构变成胖边缘(云计算)、瘦终端、透明网(全光网)。到那个时候,人们不必再花几千元购买手机,也许直接用一个简易终端就可以共享功能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几乎人人可以用更低廉的费用,享受越来越丰富的智能服务。

互联网极大地缩小了数字差距

《通信世界》:有观点称,智能手机的出现,把许多老人挡在智能互联网的门外,在您看来,互联网究竟是制造了数字鸿沟还是缩小了数字差距?

杨培芳:只要你把时间轴拉长一点,就会发现这些年数字鸿沟在缩小而不是扩大。40年前,当时在北京一台大哥大要两三万元,那时候多数人每月才挣几十块,只有老板才用得起,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台式电脑也只有知识白领才会用,一般工人、农民根本接触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普及到全国城乡相当低端人群,许多老年人也学会了微信支付和网上购物。有人曾经论证过,固定互联网扩大了数字鸿沟,移动互联网缩短了信息差距。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有了智能手机,这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叫做智能技术使用障碍。比如有些APP年轻人用得很溜,老年人就不敢轻易下载。一是担心陷阱太多,会上当受骗。很多格式条款协议搞得密密麻麻,故意不让你看明白。还有许多应用服务的验证码模糊复杂,很快就失效,老年人看不清、反应慢,根本用不了。二是管理制度不够人性化,健康码在同一个地方要重复验好几次,老人反映慢、不适应。许多时候还要扫走你的许多信息,现在网络骗子特别多,老年人都怕他那点儿养老钱被骗走。这些都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使鸿沟变成红利。

《通信世界》:我们都希望信息科技能带来网络红利而不是数字鸿沟,但这只是美好愿望还是有其内在机理?

杨培芳:一个来自中国的事实,也许就可以破解互联网究竟是制造鸿沟还是普及红利的世界难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哪个行业发展最快?恐怕非信息通信业莫属。据统计,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8倍、石油产量增长2倍、发电量增长18倍、社会交通总量增长20多倍。而网络信息流量增长200多万倍!同期,我国粮食单价上涨十几倍,水、电涨价几十倍,公共交通涨价5~10倍,房价则上涨百倍。而只有信息通信流量的单价下降到原来的几千分之一!当年买一台大哥大手机要几万元,现在一台普通智能手机一两千元。当年发电报一个字(16bit流量)要七分钱,现在用微信发文字信息几乎不要钱。

任正非20年前就深谙信息经济规律,他说过,传统经济以钢铁、石油、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以沙石原料的芯片、光纤和知识为基础资源,越用越多,高而不贵。谁要是想用传统工业思维经营信息经济,肯定要失败。

《通信世界》:您认为互联网行业如何助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社会?

杨培芳:从宏观统计看,信息网络发展似乎与世界贫富分化同步。但从技术逻辑看,信息通信从来不是富商巨贾们独享的豪宅和私人游艇,而是让世界扁平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

回想计算机应用之初,中国能掌握Basic语言,能到计算中心操作计算机的人少之又少。曾几何时,中国的智能手机、网络购物和微信支付已普及到了普通人群。如何看待所谓的互联网悖论?我认为传统工业经济思维和唯GDP的评估方法扭曲了网信生产力的价值。

我是个“技制主义”者,与凡勃伦的“技治主义”稍有区别,我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必然引发人类思维方式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促使社会朝着协同互利的信息普惠方向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证明“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信息技术革命是比蒸汽机革命和电气革命更伟大的一次革命,它不但改造客观世界,还通过人们的知识互动,直接改变主观世界。如果有人认为“技治”主义偏执于技术决定论,那么“技制”主义则更重视科技和人文的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调整,法律制度肯定会滞后于信息科技的发展普及,尚需要一个互动的过程。

《通信世界》:互联网企业如何适应信息普惠的要求,您有何政策建议?

杨培芳:必须承认现代市场经济的三重存在,然后是理顺三类企业的关系。

第一重存在是商业性市场和商业性企业,第二重存在是公共品市场和公益性企业,第三重存在是社会性市场和社会化企业。

传统市场理论和制度只适应商业性企业,不适应公共品市场和企业,更不适应新兴社会化企业。

早期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发现,产权运动的主要方向不是从公共领域流向私人领域,而是从私人领域流向公共领域(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长显著)。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有通过政府购买,把公共服务也纳入商业性市场的倾向,但是大都没有成功。多数国家仍然把公共产品作为政府必须担负的责任,同时施行较严格的规制。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科技进步,纯公共品领域所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也许会降到10%以内。而为全社会提供共同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准公共品会越来越多。很可能要从纯公共领域分离出来,和新兴服务业一起,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性第三重市场存在。主要包括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和正在兴起的各类社会化网络服务平台。它既不应该像公共品那样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应该纳入商业性市场领域,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业,而是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通过低费微利,实现自身价值并获得合理利益。社会性市场和社会化企业最终将占经济总量的60%以上,商业性市场和纯公共品市场份额相加不到40%。

社会化企业将在网络透明环境中自觉遵循协同互利规则,实现社会效益与企业利益的高度统一,成为普惠信息社会的微观基础和落地形式。

来源:《通信世界》杂志2020年9月15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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